2020年10月12日，西安市高陵区通远街办官路村农民田发君又一次冒雨来到街办，想看看已故父亲田云春的档案资料，被告知“档案找不见了”。闻听此言，田发君犹如挨了一闷棍，半天说不出话，佝偻的腰身斜靠在树干上，浊泪涌出眼眶。

参加红军游击队

田发君今年73岁，从36岁开始已经为父亲地下党员和红军战士的身份认定，整整奔波了37年，期间的辛酸别人无法体会。

父亲田云春出生于1913年，原籍陕西商县（今商洛市商州区），因家境贫寒，没有进过学堂。依靠给别人放牛、打短工度日，后随父母逃荒来到西安临潼县（今临潼区）北田镇给富户拉长工。民国十八年（1929）关中闹饥荒，他再一次随父母来到耀县庙湾乡后店村，开荒种田。1931年18岁时，在耀县香山参加刘志丹红军游击队，成了一名红军战士，1932年2月12日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当年12月游击队又改编为红二十六军第二团。

1933年6月13日凌晨，红二十六军从三原县大程石陵渡渭河时，田云春给王世泰团长请假回北田探亲，当天返回部队途中被国民党队伍抓了壮丁，与自己部队失去了联系。因他想念红军部队，几次逃跑被抓回，国民党军队要把他按逃兵处死，被地下党组织营救出来，安排到西安绥靖公署，在爱国将领杨虎城将军的副官处当传令兵，上官克勤是传令队长。他想念红军部队的心思被上官克勤看穿，把他叫到自己家里谈话，讲形势处境。上官克勤公开身份是国民党军队传令队长，隐蔽身份是受我党指派，埋伏在国民党军队的地下党组织区域负责人，经上官克勤指引，田云春成了地下党交通员，工作任务是传递西安至陕北五县的情报。经过两年多考验，1936年9月，田云春被接收为中国共产党党员，入党介绍人就是上官克勤。

隐蔽战线成绩不菲

1936年12月12日西安事变暴发，周恩来等同志来西安与蒋介石谈判，党组织利用西安的地下党员，经工作站莲湖奇缘茶社传送情报，从明到暗，多方面保护中央首长的安全，田云春等人出色完成了任务。

西安事变之后，因革命工作需要，上官克勤到山阳县任保安大队长，田云春也一同前往，不久党组织成立了一支游击队，田云春任队长，转战山阳、商县一带。1937年国民党军队“围剿”我军游击队，游击队退到杨斜村，上官克勤和田云春回西安向党组织汇报，党组织命令田云春回山阳把部队带回西安，未料游击队员古某某叛变，拉走了部队，还带人抓田云春，田云春逃回西安。

田云春身份暴露，地下党组织把他安排到三原177师搞弹药，搞兵力，与马栏党组织联系。

1947年因再一次被叛徒出卖，临时住在西安的田云春被临潼北田伪镇长抓去严刑烤打，坐老虎凳，吊屋梁，田云春宁死不屈，后被共产党员王泰吉找关系救出。

田云春伤势好转后，又找上级领导上官克勤，上官克勤说:“我们的身份暴露了，在西安住不成了，组织安排我去马栏，你在高陵县通远镇找地方住下来，千万不要让当地人知道你共产党员身份，有人会与你单线联系。”

1947年冬季至1948年冬季，马栏党组织派地下党联络员莫应贤(1968年始知此名，当年化名金某某)与田云春联系，曾三次传达工作任务，莫应贤第二次来高陵传达任务，回返带走田云春向党组织缴纳的党费2万元（折新币2元）。

高陵解放前夕，他冒着枪林弹雨积极组织群众支援前线，抬担架、救伤员、送粮送水、送衣物，拉着牲口大车日夜奔波，发挥共产党员的模范带头作用。

寻找组织关系未果 

1949年4月高陵解放，11月开始共产党员登记，田云春也填了表，但未被认可，原因是高陵没有他的党组织关系。听了这个说词，他感觉情况不妙，遂开始寻找自己的党组织关系。因当年信息非常闭塞，找不到上官克勤，更找不到使用化名金某某的莫应贤。寻找知情人未果，有人便开始诬陷他是“土匪、坏东西、国民党、冒充红军地下党”。在以后的历次政治运动中，田云春受批斗、游街，威信一落千丈，被人另眼相看，子女也跟着受牵连被排斥。

1979年田云春给中央写信反映情况，上面逐级批至高陵县委要求调查落实。县委又批转到当时的通远公社，公社派崔克功、焦孝先二人前往西安找到上官克勤，上官克勤把田云春参加红军、地下党的经过，详细做了说明，并在证明材料上郑重其事地加盖了单位公章。田云春看到崔、焦二人带回的证明资料，高兴得老泪纵横，站在一旁的儿子田发君也喜出望外。

然而，田云春父子万万没有料到，公社副书记贾均章看完证明材料后，竟然在“阅办单”上写下这么一句话：“存宏忠处，待后统一研究此类问题。”

宏忠，姓张，名宏忠，是通远公社政法干事。因贾均章有批示，所以这份决定田云春政治生命的资料作为档案，便存放在张宏忠的办公室。

就是这一句所谓批示，田云春的地下党员和红军战士身份确认之事被长期搁置起来。

田云春锲而不舍，继续寻找县委组织部，并多次申明证明材料在通远公社存放，组织部一直不提取材料，一味的要田云春拿出原始组织档案。田云春拖着残病之躯无数次在档案馆与组织部之间奔波，档案馆称这是绝密文件，拒绝查阅，组织部称没有原始档案不能恢复身份。老人像一个皮球，被踢过来踢过去。

1983年田云春带着深深地遗憾离开了人间。弥留之际他嘴里不停地念叨：档案！档案！这一年他整整70岁。

绝密档案重见天日

父亲去世后，备受歧视和打击的田发君含泪背起父亲留下的一大包资料，接力完成一位红军老战士未竟的心愿。

田发君背起行囊前往耀县香山、照金，旬邑马栏等地，寻访父亲当年的革命足迹。马栏革命纪念馆给他提供了很多帮助，使他认识了几位红军老战士，从老兵口中了解到不少父亲的英雄事迹。

工夫不负有心人，在马栏方面和高陵县党史办的鼎力协助下，2013年田发君终于在高陵县档案馆绝密文件柜找到田云春的党组织档案。

该档案名为“高陵地下党组织发展演变过程表”， 田云春的名字列在高陵党工委崇皇寺党小组，并注明联络时间是1948年，联络员是莫应贤。立卷时间为1969年。

真相大白，田发君兴奋得几夜睡不着觉。心想父亲地下党身份一旦确认，红军战士身份确认肯定没有悬念，因为父亲当年当兵在前，入党在后啊！然而组织部仅认定了田云春的地下党员身份，却把红军战士身份认定悬了起来。

有关部门告诉田发君，如果拿出原通远公社1979年对田云春的调查档案，田云春的遗留问题就会有望解决。于是自2013年起，田发君一次又一次前往现在的通远街办，央求管理档案的人仔细寻找，当他再一次冒雨来到街办催促，便有了文章开头让人心酸的一幕。

2020年10月21日，高陵区通远街办派人来到田发君家中，称田云春的红军战士身份问题，已经上报到县委组织部和民政局，相信很快会解决。

“但愿我能等到那一天。我爹离世37年，我不敢立碑，碑石上的生平不好写啊！”田发君的话，令听者心碎。

为了本不复杂的身份，屈指算来，自1949年起，直至今日，田云春父子已接力寻访71个年头。苦乐间杂，喜忧参半。

行文至此，笔者感慨良多：为了能够回到党的怀抱，田云春奔波了半辈子，至死未寻访到组织档案，儿子田发君继承父亲遗愿接力寻访，揭开谜底，告慰亡父，生者对死者的这片孝心感天地泣鬼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