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几天我们被一则新闻震惊了！

人民日报官方媒体微博发文称，经中国科学院上海药物所和武汉病毒所联合研究，初步发现中成药双黄连口服液可抑制新型冠状病毒。

果不其然，在这条新闻发出后，不少人的第一反应是排队抢“双黄连”口服液。有人感叹，钟南山院士花那么大辛苦，把人们劝回家里，一条新闻就把人们又勾了出来。

中国老百姓的瞌睡给彻底炸没了。

在疫情未能得到有效控制的当下，这一“好消息”无疑是给当前陷入恐慌和焦虑的大众注入一剂强心剂，也给了他们深夜走出家门的勇气。

大量老百姓在药店门口排起百米长队，各大网上药店出售的双黄连也被疯抢。

短短数小时内，全国上下多品牌双黄连口服液全部脱销，就连给鸡鸭猪狗喝的兽禽版双黄连也被抢购一空。

最后，连双黄莲蛋蓉月饼也迎来了销售高潮。

然而一夜疯狂过去，就在人们为抢到双黄莲而高兴欢呼雀跃之时，不少专业机构对于双黄连的抗冠疗效表达出质疑，就连人民日报官微自己也发声呼吁，请勿抢购自行服用双黄连口服液。

这戏剧性的转变简直让人懵逼，这背后到底发生了什么？

双黄连为何突然之间成了炙手可热的抗疫神药？

又为何迅速被专业机构否定？

它到底值不值得老百姓冒着感染的风险深夜排队抢购？

双黄连能抑制病毒这种事有多扯淡，太多媒体和专业人士有过普及了，我就不在这里赘述了。

让我眼前一亮的是这个武汉病毒所。

我们前几天被一个短视频刷屏了，视频描述的就是世界仅有的9个P4实验室之一的武汉P4实验室，这个实验室是全国乃至全世界最先进的生物安全研究实验室,隶属于武汉病毒所管辖。

能管理这个武汉病毒所的所长有多牛逼呢？这么说吧，所长的行政级别为正厅级，和地级市委书记、市长平级，什么卫健委主任，只不过是个小弟弟。

更不可思议的是，这位所长从一个基层研究员，一个连行政级别都没有的公职人员，一路干到正厅级、和地级市市长平起平坐，你猜猜用了几年？

答：六年！

这升官速度，跟坐了直升机一样。

最后，轻松获得了绝大多数人努力一辈子也得不到的位子的王延轶所长，只是一个81年出生的小姑娘。

不过，我们不能否定一个人年少有为，要知道约翰纳什、艾伦图灵都是在很年轻的时候就取得了非凡的成就。

我想着，这位所长没拿过诺贝尔医学奖，也得拿过什么国际大奖，至少顶尖期刊的论文发到手软吧。

我还是天真了！

百度百科显示：

这位所长，在国际权威或主流期刊作为通讯作者（拥有研究成果所有权的）发表11篇；通讯作者论文包括:Immunity1篇，Cell Research2篇，Cell Host & Microbe 2篇,PNAS 2篇， Cytokine Growth Factor Reviews 1篇，Journal of Molecular Cell Biology 1篇，Protein & Cell 2篇等。

王延轶到病毒所做研究员了......这是个什么剧本 她居然只有两篇PNAS，一篇cell子刊.....

我们来对比一下，前两天去武汉病毒所、市政府吃了瘪，官位连王所长尾巴都探不到的管轶教授，他的学术成果。

据2020年1月香港大学公共卫生学院官网显示，管轶已发表同行评审论文300余篇，论文引用次数超过36000次，H指数达92。10篇science，9篇nature，3篇NEJM，10篇柳叶刀，7篇nature子刊，14篇PNAS，h因子96，连续五年高引学者，微生物领域排名世界第十一。

我知道，拿一个学术大牛和一个小姑娘作比较，未免有些残忍，但我想说的是，以我对中国医学界的浅薄了解，比王所长更有资历坐在那个位置上的人大有人在。

那么就会有人问，王所长是怎么坐上直升飞机的呢？

这要从2000年和舒红兵的那个邂逅开始说起

百度百科显示，2000-2004年，王所长曾在北京大学生命科学院，读取学士学位。而舒红兵正是该学院的特聘教授。

大学一毕业，舒红兵和王所长就结婚了，舒红兵1967年出生，据说已不是第一次结婚。

到了2005年，舒红兵被一纸调令，到武汉大学生命科学学院做院长。

“2005年武汉大学面向海内外公开招聘，舒红兵参与竞聘，成为生命科学学院院长。随后不久，舒红兵动员在美国读博士的妻子提前回国，他则全身心投入学院建设和学科发展。在其带动下，武大生命科学学院申请到一个“973项目”，在学校理科实现零的突破，学院还成功引进了十多位优秀的青年学者。”

（该段材料来自于教育部引用的人民日报节选，链接在链接

2006年，王所长留学归来，去武汉大学生命科学学院读取博士学位。

扯淡的事情要开始了，大家做好心理准备：

2010年11月，刚刚拿到博士学位5个月的王所长，直接成为武汉大学生命医学院副教授。这时，该院院长是她老公舒红兵。

2012年，王所长任中科院武汉病毒所分子免疫学学科组，研究员/学科组长，这时，舒红兵是中科院院士。

2014年11月，王所长被评为国家杰出青年（博士毕业四年被评杰青），这时舒红兵是武汉大学副校长，全国政协委员。

2018年12月，王所长在升迁为武汉病毒所所长后，又被录用为武汉市第十三届政协委员会委员。此时，舒红兵为全国zheng协常||委（副部级）。

后来，就有了我们知道的事.......1月31日，武汉病毒所宣布，双黄连可抑制冠状病毒，全国人民在这个危机时刻出门去药店抢购双黄连口服液........而武汉病毒研究所，拿不出哪怕一点点证据，来证明该结论是可靠的。

请问，这是什么社会？

据公开资料，武汉病毒研究所座落于武汉市，始建于1956年，是专业从事病毒学基础研究及相关技术创新的综合性研究机构。

武汉病毒所的使命定位是针对人口健康、农业可持续发展和国家与公共安全的战略需求，依托高等级生物安全实验室团簇平台，重点开展病毒学、农业与环境微生物学及新兴生物技术等方面的基础和应用基础研究。

武汉病毒研究所，工作人员告知，该所为正厅级单位。

王延轶是一名女性“80后”科研干部，此前任武汉病毒研究所副所长。综上信息可知，此次人事调整，她步入正厅级之列。

她在代表新一届领导班子发言时表示，新班子将时刻牢记对中国科学院“三个面向、四个率先”的要求和嘱托，树立创新科技、服务国家、造福人民的科技价值观，大力弘扬爱国奋斗精神，进一步凝聚全所职工智慧，团结协作、戮力同心，廉洁自律、勤政务实，扎实推进“率先行动”计划的实施，推进生物安全大科学中心、研究所、P4实验室的协同发展，不断加快重大成果的产出，不断增强研究所的核心竞争力，推动病毒所在新时代实现跨越式发展。

据公开资料，王延轶生于1981年，她2004年毕业于北京大学生命科学学院，后留学美国科罗拉多大学获硕士学位。

当年她来到武汉大学，6年间任武大生命科学学院讲师、副教授，期间获博士学位。2012年3月调任中科院武汉病毒所，先后任分子免疫学学科组长，病毒病理研究中心副主任，2014年12月任所长助理，一年后升任武汉病毒所副所长直至此番调整。

据武汉病毒所官网介绍，王延轶的主要研究方向为病毒与宿主相互作用机制。先后主持或承担过国家自然科学基金、973等多项课题。在国际知名刊物发表SCI论文近30篇。

作为一名年轻的研究员，她曾获得中国免疫学青年学者奖、国家自然科学二等奖、国家百千万人才工程“有突出贡献中青年专家”、湖北省五四青年奖章、“中国科学院杰出青年”等奖项和荣誉称号。

2013年，她还入选了国家“万人计划”首批青年拔尖人才。

王延轶于2010年5月加入了中国致公，今年10月，她刚刚当选致公党武汉市副主任委员。

此外，2013年12月，她当选湖北省妇联执行委员会委员，2014年7月至2015年6月，挂职任武汉武昌区卫计委副主任，2017年6月当选湖北省青联委员。

目前，“80后”女性正厅级不多见。2016年10月，生于1980年5月的王艺，出任共青团河南书记。

举贤不避亲，我们不能否定一个人年少有为，要知道约翰纳什、艾伦图灵都是在很年轻的时候就取得了非凡的成就。

虽然年龄相隔14岁，但这阻挡不了真挚的爱情。大学一毕业，王延轶就嫁给了37岁的舒红兵教授，

国际上，著名的法国著名波兰裔科学家、物理学家、化学家“居里夫人”，就是典型的夫妇搭档。

1903年，居里夫妇和贝克勒尔由于对放射性的研究而共同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1911年，居里夫人因发现元素钋和镭再次获得诺贝尔化学奖，因而成为世界上第一个两获诺贝尔奖的人。

王延轶女士，就是中国的居里夫人？？？？？？

武汉病毒所所长你有难了。老公是武汉大学副校长舒院士（1967年）。王延轶38岁任正厅级中科院武汉病毒所所长（1981年）。说！你们是真爱吗？

武汉病毒所和上海药物所共同发现双黄连能治病毒，能经得起历史检验吗？

小编注：本次病毒绝非武汉病毒所流出之病毒。只是提醒我们的有些人，不要任人唯亲。

某篇论文发表在期刊上并不意味着它是一个很棒的研究。期刊和论文的质量参差不齐，从很好到很平庸无聊，再到彻头彻尾的弄虚作假。甚至一流的期刊有时也会发表有缺陷的研究。

评估科学期刊影响力的最常用的指标是影响因子（IF）。影响因子本质上是一种受欢迎程度。它计算了一个期刊的论文在其他论文中被引用的次数，相对于这个期刊自身的论文发表数。

论文被引用的次数越多，这个期刊对人们的研究工作的影响就越大。（具体来说，IF是根据汤森路透期刊引文报告数据库中的引文计算出来的[18]。)

如何找到期刊的影响因子？如果你是一个很好的图书馆的会员，你可以订阅一份每年都会发表的期刊引文报告分析[19]。如果你不是这样的会员，许多期刊和期刊出版商将自豪地在它们的网站上列出它们的评级。只要搜索“影响因子”即可。一些最著名的期刊，比如《科学》、《自然》和《美国医学会杂志》（JAMA），它们的影响因子最低接近30，最高可达35。（《新英格兰医学杂志》（New England Journal of Medicine）在20世纪50年代拥有令人震惊的影响因子。）

影响因子是有争议的[20]。它是一种方便的工具，但它不是看待事物的唯一方式。

一些科学领域自然会比其他领域有更多的引用次数，但这并不一定意味着前者真的更好或更有影响力。至少有一项研究发现[21]，影响因子与专家意见并无紧密的关联。

另一件需要当心的事情是有些期刊是剥削性的，以盈利为目的，它们会发表几乎任何论文（而且没有同行评议）。最近有几个人想挖猛料[22]，他们提交一些有缺陷的或逻辑不连贯的论文，引起了这些期刊的兴趣。

还有一点需要知悉，即一项研究是否发表在适合它的主题的期刊上。有时，垃圾的科学研究最终会出现在同行评议的期刊上，尤其是在其专业领域之外的期刊上。在这种情况下，它的审稿人和编辑可能不太能够准确地评估论文的质量。

萨拉·费希特（Sarah Fecht）讲过一个好故事，一项低劣的研究[23]被发表在《大众机械》（Popular Mechanics）上——然后，这项研究被媒体报道，仿佛它是很好的研究一样。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四十一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对于任何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有提出批评和建议的权利。